总编辑有话说｜对一家旧书店“痛下杀手”，是对底层民生的漠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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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华夏早报》“总编辑有话说”专栏评论
文/董哲
这几天，四川成都武侯区一家名为“聚知斋”的旧书店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。店主以每月不足2500元的微薄收入，试图通过售卖旧书维持生计，却不断遭遇执法检查，甚至遭遇钓鱼执法，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。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，也暴露出城市发展中文化与生存、执法与民生之间的深刻矛盾。
其实，开旧书店是一个读书人的情怀，指望它能赚多少钱或发家致富是不太可能的。正像“聚知斋”旧书店店主王忠明所言常年入不敷出，每月销售毛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，甚至不济时还要靠出去接点零活贴补，只能靠那可怜的“少年时的梦想”苦苦支撑。
然而，多部门连日来频繁的执法检查更让其雪上加霜，经营难以为继。令人愤慨的是，还有部分执法人员以购买特定书籍为名设套，实施“钓鱼执法”，这种行为不仅违背执法初衷，更凸显了对弱势群体的肆意蹂躏。执法本应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，在此处却成为了压垮旧书店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。
笔者看了一下查扣书目的清单，无非就是几本《圣经》《三字经》《佛说十善业道经浅释》《净空法师佛学文集》等平常书，甚至还有一本《成都市西城区卫生志》。执法部门说是这些书籍没有书号，未署出版单位名称，“涉嫌发行非法出版物”。
据笔者所了解，成都“聚知斋”旧书店（也叫“法马书院”）多年来一直风平浪静，已成为当地众多爱书人和读书人经常光顾的“乐园”。如果仅仅因为这几本从旧书摊或者废品站淘回来的所谓的“非法出版物”，那么多执法部门就突然如此兴师动众地对这家旧书店大动干戈，是无法令民众信服的。这背后或许还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或更深层的问题。
“聚知斋”旧书店被查处的消息传开后，社会各界尤其是那些喜爱阅读或旧书的人士纷纷发声，为之鸣不平，或呼吁有关部门“手下留情”，给一位底层文化坚守者留一碗饭吃，或最后的一点的尊严。
如一位书友所言，执法者用商品的标准套用在文化上，说这家书店售卖没有书号的书籍，“难道有书号的书是书，没书号的书就不是书吗？就好比正史是历史，野史同样是历史一样。这些被查书目，并非店主大批量售卖，只不过从民间搜集而来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便不让卖，搜走就完事了，有必要对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吗？”
我们知道，旧书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价值。它们是知识的载体，是历史的见证，更是城市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旧书店作为成都独特的文化风景，承载着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，不仅是全民阅读的中坚力量，还在推动就业、拉动消费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它们是城市的文化符号，也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守护者。
然而，在当前的执法逻辑中，旧书的价值似乎被简化为经济利益。执法人员过度关注书籍的来源和销售合法性，却忽视了其文化传播的功能。一本旧书可能承载着读者的回忆，也可能成为某个家庭的文化传承，但这些都被冰冷的执法所掩盖。试问，包容的成都，包容的武侯，你们“执法的温度在哪里？”
武侯区作为成都的文化中心，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浓厚的文化氛围。然而，偌大的区域却容不下一家旧书店，这无疑是城市规划中的重大失误。旧书店的存在并非是对公共资源的占用，而是对城市文化生态的补充。它们为市民提供了低成本的文化消费选择，也为城市增添了人文气息。如今，旧书店的生存困境，反映出城市发展中对文化空间的忽视，以及对底层民生的漠视。
成都“聚知斋”旧书店眼下的困境，是城市发展中文化与生存矛盾的缩影。文化空间的消失，是一座城市的悲哀。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包容与支持，我们呼吁相关部门重新审视执法策略和执法标准，给予旧书店主们合理的生存空间。
同时，城市规划也应充分考虑文化生态的需求和民生民意，为旧书店等文化场所提供必要的扶持和指导，而不是一关了之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追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同时，守护城市的灵魂，守住最后的良心。
（作者系华夏早报社副总编辑）
就那么一丁点儿权力，不显摆一下哪有存在感呢？所以，不惜钓鱼，也要把你做死，彰显了其威风又可上报邀功，哪管你底层人生活的不易哦…
2023年4月20日，在舟山举办的“海上读书会”上，新加坡作家谈及新加坡的读书活动，及出版情况，有人插话：“有无书刊审查制度”，答曰：“没有”！
弹道也是道，刀法也是法
不要小看几本旧书，可以威胁到这个脆弱的社会呢哈哈
武区，武侯区，武断区，武装执法，武力镇压，武马陆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