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早精选|清末为什么只强调丧权辱国，不提人间疾苦？

文/@抖音号 梓钧

清末为什么只强调丧权辱国，不提人间疾苦？因为如果不强调丧权辱国，如果不把这个宏大叙事立起来，清政府就无法解释一个核心悖论：为什么闯祸的是朝廷，买单的却是老百姓？

所谓的丧权辱国，本质上是一场最高级别的概念置换和责任转移。我们不妨深究一下，既丧掉了谁的权，又辱没了谁的国。

第一，百姓本无寸权，何来丧权之谓？所谓的丧权，罗列的无非是关税自主权、领事裁判权、驻兵权、筑路权，而对于清末那个在黄土地里刨食、衣不蔽体的老百姓而言，这些权利何曾真正属于过他？

关税权是户部敛财的工具，裁判权是衙门的生杀特权，驻兵权是八旗营的辖制利器，这些从来都不是底层民众的生存凭依，而是清廷皇族、满朝文武、地主士绅对天下的独家垄断，是他们欲取欲求的征税权、生杀予夺的审判权、辖制四方的管理权。

那个时代的百姓，对内无参政议政之途，对外无公民庇护之实，在统治者的眼里，不过是草民蚁民，是供其驱使榨取的资源。从未拥有过的东西，谈何丧失？

真正丧权的是爱新觉罗的皇权垄断，是满朝官员的特权红利，是地主士绅的既得利益。以前唯有县太爷能打你板子、收你粮草，如今洋人来了，分走了他们的垄断蛋糕，这才是统治阶级口中“丧权”的真相——把自身特权的受损包装成全民的损失。

第二，百姓久遭凌辱，谈何辱国之耻？慈禧西逃的仓皇，圆明园被焚的火光，官员给洋人作揖磕头的卑微，固然是奇耻大辱，但这辱的是皇家的体面，是朝廷的威严，与底层百姓的生存毫无干系。

对于终年劳作却难以饱腹的百姓而言，尊严早就被本国统治者碾在了脚下。见官需下跪，受辱无声诉。灾荒年间，易子而食；苛政之下，流离失所。

他们的屈辱，是被衙役像牲口一样驱赶的日常，是被苛捐杂税最后榨干一丝血汗的绝望，是在皇权高压之下连呼吸都需要小心翼翼的卑微。

当一个人的尊严早就被自己的统治者踩在泥里，摩擦千百遍，头上就算再踩上洋人的脚，那于他而言，不过是换了一个压迫者而已，苦难的本质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。

之所以不提民间疾苦，是因为疾苦本就是清廷统治的“出厂设置”。苛政猛于虎，腐败烂于根，民不聊生是常态。若强调民间疾苦，矛头就会直指清廷的腐朽无能，动摇其统治的合法性；而渲染“辱国”，则能将内部矛盾成功转向外部列强，让百姓的怨恨有了新的宣泄口。

第三，为何要把“丧权辱国”喊得震天响？核心逻辑就一个：让百姓买单。清廷战败签约，《马关条约》二亿两赔款，《辛丑条约》四亿五千万两赔款，这笔天文数字的债务，绝不会从统治者的口袋里掏。官员不会捐出家产，慈禧不会把一餐六十道菜的预算改为六道，他们依旧身居高位，坐拥财富与特权。

那所有的赔款最终都化作了田赋、厘金、苛捐杂税，层层转嫁到了劳动人民的身上，变成了百姓的卖儿卖女、流离失所。

若不构建“丧权辱国”的宏大叙事，百姓只会清醒地质问：这是爱新觉罗家欠了洋人的债，是李鸿章签的字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凭什么让我来倾家荡产地还？可一旦扣上了“民族苦难、全民耻辱”的帽子，逻辑就完成了偷换——这不再是朝廷的烂账，而是整个民族的劫难；这不再是统治者的失责，而是全体国人的奇耻。通过这种概念捆绑，统治者成功地给百姓洗脑：即便你从未享受过国家的权力，从未得到过朝廷的庇护，也必须承担国家的债务，为统治者的失误买单。

为何当年百姓会给八国联军扶梯子、运粮草？答案就藏在最朴素的生存逻辑里。在百姓的心中，大清朝廷从来都不是“我的国”，而是骑在我头上的主子，是敲骨吸髓的仇人。

平日里，统治者视民如草芥，防民胜于防川，把百姓当做压榨的工具、维稳的对象。等到洋人打过来了，突然想起来“我需要炮灰了”，便说“老百姓是同胞，要他们为国捐躯”。天下从无此等便宜事。百姓的善恶观是最纯粹的：谁压榨我，我就恨谁；谁给我一线生机，我便依附于谁。他们不是帮洋人，而是反抗那个让他们活不下去的暴政；他们背弃的不是国家，而是那个从未将他们当做子民的清廷。

民间疾苦是清廷统治的原罪，提多了，其合法性便会土崩瓦解；“丧权辱国”是外部强加的标签，提多了，内部矛盾便会转为外部冲突。这场精心构建的叙事，掩盖了一个残酷到令人窒息的真相。

在那段黑暗的历史里，真正的受害者，从来都是底层百姓。他们既没有享受过“权”，也没有资格谈“国”，却实实在在地承担了所有的苦、所有的债、所有的屈辱。所谓的“丧权辱国”的宏大叙事，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自保，将自身的统治危机转化为全民的生存劫难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