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早观察|中国小县城，让它去承载“诗与乡愁”？

文/周光曙

近日与某县一科级干部周末私酌，微酣之际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！我们现在总感觉朝不保夕，实不相瞒，县里现在都准备启动挖砂项目了，不然已经无法运转 ……”

“那不是违法的吗？”我不禁愕然。

“那总比政府关门好吧……”他神情黯然地说。

连日来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们的县一级机关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能否换一个角度思考：这一级行政机构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？至少，我们可以尝试让一些小县先行撤防，让小县城成为“诗与乡愁”的承载地——这个想法比较大胆，请有关部门高抬贵手，相信提此“谬论”者，确实“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”。

凋零的县域版图

当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掠过华北平原时，车窗外的风景总会出现一种奇特的割裂——现代化都市群如璀璨钻石镶嵌在夜幕中，而沿途那些星罗棋布的小县城，却像逐渐暗淡的煤油灯，在时代的风里摇曳着将熄未熄的火苗。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，全国2843个县级行政区中，仅有23%的县市能保持财政盈余，超过60%的县城负债率突破警戒线，其中贵州独山县以400亿债务震惊全国，相当于每个居民背负11万元债务。这个曾因“水司楼”奇观登上热搜的县城，如今政府大院打印机里的纸张都要按张申领。

在秦岭腹地的某个贫困县，财政局小王每月5号都要面对相同的噩梦：1.2万名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单像山一样压在屏幕上，而国库账户的余额永远差着三分之一个数字。这个户籍人口不足30万的山区县，吃财政饭的人员比例高达1:25，远超1:237的全国平均水平。当沿海省份开始试点“精编减负”时，中西部县城却仍在为“保运转”不断增设临时机构——某县为创建文明城市，竟同时存在12个“专项整治办公室”。

地方债的雪球为何越滚越大？三个齿轮的咬合构成了这台债务永动机：政绩考核的指挥棒催生出无数“白象工程”（指昂贵而无用的项目），中西部某县耗资2亿建的文体中心，十年间只办过三场汇报演出；土地财政的突然刹车让依赖"卖地生财"的县城瞬间失血，就像突然被拔掉氧气管的病人；而转移支付制度的毛细血管堵塞，使得专项债往往沦为“拆东墙补西墙”的糊裱匠。某县委书记酒后吐真言：“现在不是考虑怎么发展，而是琢磨怎么不爆雷。”

公务员队伍的膨胀则是另一个体制性溃疡。1998年国企改制时，县城事业单位成为就业缓冲带，某县粮食局改制后，22名职工全部转入新成立的“粮油服务中心”；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，乡镇干部从“收钱”变成“发钱”，反而需要更多人手；而2015年后的脱贫攻坚战，更让每个贫困县新增数百个"扶贫专干"岗位。就像某位退休县长说的：“我们的编制管理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，但事权已经跑步进入现代化了。”

他山之石与破局之道

在与前述科级干部酒聊时得知，该县一个不足80万人口的中等行政单位，纪俭监察干部竟有近300人。当然，这些纪检干部为地方的廉政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。可是，换个角度想想，那该是一笔多大的财政开支？而纪检监察下的这支队伍就算每个人都廉洁奉公，光工资，又何尝不是一个天文数字。于是，我一直在想，在政通人和的当下，其实县级机关、特别是规模较小的县级机关，或许已完成其历史使命。也许，一个小规模的县，保留一个政务服务中心足矣。

当前的困局，也许是我们改革开放必经的阵痛，世界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。

在太平洋彼岸的日本，“平成大合并”浪潮中，1900个市町村被压缩为792个。北海道的夕张市从煤矿繁荣时的12万人萎缩到如今不足7000人，却因精准定位“养老小镇”而重获生机，市政厅甚至把办公室改造成养老公寓。这种“有尊严的收缩”或许能给中国启示：辽宁省阜新市的海州区，已将废弃矿坑改造成越野车赛场，年吸引游客30万人次。

我们的解困之路可能需要三剂猛药：省级统筹的“债务重组基金”切断担保链，就像德国“债务刹车”机制那样建立硬约束；东南沿海某县试点的“编制银行”已实现跨部门动态调配，让教育局的闲人可以去应急局救火；而贵州正推行的“县域功能分类”更值得期待，让矿产资源县专心挖矿，让生态县安心卖空气，就像人的五指不必一般长。

消逝的桃花源

暮色中的县城茶馆里，老张头用布满老茧的手指摩挲着掉漆的搪瓷缸，缸身上“农业学大寨”的红字已经斑驳。“现在年轻人都在外卖软件上点奶茶，谁还来喝我这五毛钱的大碗茶？”柜台上的收音机里，县梆子剧团最后一位传人正在唱《包公辞朝》，台下观众不足十人。这种慢节奏的生活美学正在批量死亡——统计局数据显示，全国县城年均消失160个传统集市，相当于每两天就有一处承载乡愁的场所永远打烊。

站在城南废弃的国营纺织厂屋顶，可以同时看到三种时空：上世纪的红砖烟囱仍倔强地立着，本世纪初的烂尾楼群像被施了定身法，而开发区那些崭新的标准化厂房正在吞噬最后的农田。诗人笔下的“小城之春”早已变成经济学论文里的“收缩型城市”，当沿海工厂用5000月薪挖走最后一茬青壮年，留守老人们只能在广场舞的旋律里，反复擦拭那些蒙尘的全家福。

或许未来某天，县城真的会变成文化人类学标本。就像现在年轻人去丽江寻找“诗和远方”，我们的后代可能需要到“县域遗址公园”体验什么是“单位大院生活“，什么是”供销社购”，什么是“傍晚广播喇叭里的新闻联播”。那些此刻让我们急于逃离的琐碎与陈旧，终将成为需要购买门票才能重温的集体记忆。

在安徽黟县的古民居修复现场，工人们正用现代混凝土加固明清时期的马头墙。这种新旧交融的悖论，恰是中国县城困境的隐喻——我们既不能像日本那样放任“极限村落”自然消亡，也无法复制东部新城的造城神话。或许真正的出路在于建立"乡愁经济学"，让那些即将消失的县城，至少能像博物馆里的青铜器那样，在失去实用价值后，依然保有文明传承的光泽。

当我在某县档案馆看到1989年的县城规划图时，突然被右下角的标语击中：“为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空间”。如今这片预留地上矗立着债务抵押给城投公司的写字楼，而规划图纸正在角落里慢慢霉变。这种黑色幽默提醒我们：县城的危机不仅是债务危机，更是一场文化根脉的保卫战。就像老舍笔下北平的“茶馆”终究敌不过时代洪流，我们这代人或许正在见证，两千多个县城集体演绎的“广陵散绝”。

毕竟，时代的发展不可阻挡。消失的县郡，或许正是国家强盛的神奇密码。

（周光曙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历任《知音》杂志编辑部主任、《清风杂志》杂志副总编辑、《华声》杂志副总编辑）